這次在準備「告別與新生」哀傷講座時，我花了不少時間重新整理這幾年關於哀傷諮商的學習，以及自己在臨床工作中的經驗。有一條意外長出來的支線，是「創傷」。
今年夏天，我參加了 EMDR 第一階段訓練。課後開始很認真地讀相關的中譯本教科書、重新翻閱上課教材，也開始找人一起練習。
即使是 EMDR 這樣相當強調創傷記憶處理與神經生理機制的心理治療方法，其中仍然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辨識與創傷經驗連結的負向認知（Negative Cognition）。
例如：
「都是我的錯。」
「我不夠好。」
「我沒有能力。」
「我無法保護自己。」
「我不值得被愛。」
以及，一個人希望未來可以抱持著怎樣不同的信念：
「我已經盡力了。」
「我現在有選擇。」
「我有能力面對。」
「我值得被接納。」
我不禁想到：敘事治療探索的「一個人如何理解自己」，似乎在某些地方有了有趣的交會。
當然，不同治療取向對於問題形成的理論，以及後續實際處理的方法並不相同。但是它們都讓我重新注意到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發生之後，仍隱隱作痛的不只是「發生了什麼」，更深刻的是「這說明了我是什麼樣的人」。
「獪岳會變成鬼，都是我的錯。」
星期六講課前的那個早上，我重新溫習了《鬼滅之刃劇場版 無限城篇》。
我妻善逸與昔日同門、如今成為鬼的獪岳激戰之後，重傷瀕死。在生死交界之際，他在三途川邊再度見到因獪岳成為鬼而羞憤自盡的師父。善逸滿懷著自責與內疚，對師父喊著：
「獪岳會變成鬼，都是我的錯。如果不是我，他也不會變成這個樣子」
看到這裡，我的職業病立刻發作。我心裡想：
這不就是「過度負責」嗎？
明明另一個人做出了自己的選擇，善逸卻把事件的責任往自己身上拉。
如果當初我再好一點呢？
如果我沒有那麼笨呢？
如果師父不用花那麼多心力在我身上呢？
事情會不會就不一樣？
這種思考在心理治療中還滿常聽見的。
特別是在創傷與哀傷之後。
「如果我那天堅持帶他去醫院，是不是就不會這樣？」
「如果我早一點發現異狀呢？」
「如果那一天我沒有離開呢？」
「如果我當時多做一點什麼呢？」
我們用「已經知道結局的自己」，回頭要求那個「當時根本不知道結局的自己」，應該做出一個可以阻止悲劇發生的決定。
於是，「我希望事情不要變成這樣」，慢慢變成：
「事情會變成這樣，是我的錯。」
同樣是「都是我的錯」，卻長成完全不同的大人
我繼續想著：我在臨床工作中看過不少帶著類似信念的人。但他們樣子卻非常不一樣。如果回溯他們的成長過程，有一些人，很早就學會察言觀色：
他知道什麼時候媽媽不開心，知道什麼事情要趕快幫忙，知道不能再讓爸爸擔心，甚至知道弟弟妹妹出了狀況，自己應該先去處理。而且，他真的做得不錯。
於是周遭的人開始稱讚他：
「你好懂事。」
「還好有你。」
「你真的很會照顧別人。」
當「照顧別人」不斷得到正向回饋，它可能逐漸成為一個人的生存策略，甚至是自我認同：
我不能造成別人的麻煩。
我應該先想到別人的需要。
事情出了問題，我應該負責。
甚至，當別人反過來照顧他、稱讚他、善待他時，他反而渾身不自在。
「這不是理所當然的嗎？」
「我值得被這樣疼愛呵護嗎？」
「別人這麼辛苦，我怎麼可以只想到自己？」
去年張慧慈出版的「長女病」一書，有很多這樣的實例與分析；在心理學裡，有些概念，如： parentification（親職化）、self-sacrifice（自我犧牲）、compulsive caregiving（強迫性照顧）也試著去說明這樣的限量。
不過呢，「過度負責」也可能走向另外一條完全不同的路。
「既然我做什麼都可能錯，那我最好不要做。」
如果一個孩子不是因為承擔責任而經常得到肯定，而是一次又一次經驗到：
做錯了，被罵。
做不好，被嫌棄。
自己做決定，結果被責怪。
想幫忙，反而越幫越忙。
久而久之，他可能得到另一個結論：
多做多錯，少做少錯。
這也是三途川畔我妻善逸極度內疚地大喊時，打中我的部分。
善逸表面上膽小、退縮、容易焦慮、總覺得自己辦不到。可是仔細想想，他真的「不負責任」嗎？也許恰恰相反。
他可能是一個責任感非常高，但是自我效能感非常低的人。
他的內在世界也許是：「如果事情失敗，就是我的錯。」
同時卻又相信：「可是我沒有能力把事情做好。」
當這兩個信念同時存在時，最安全的方法是什麼？
就是不要自己決定。
不要主動。
最好有人告訴我應該怎麼做。
如果可以，乾脆不要開始。
因為只要不開始，就不必再次證明：「果然，我又搞砸了。」
於是我們看到這個人很畏縮、很膽小、很逃避。
但他在內在翻滾運作的，可能是一套極度嚴苛的責任倫理。
心理治療真正要處理的，只是「認知偏誤」嗎？
這也是最近我在 EMDR 的學習與敘事治療之間，覺得特別有意思的地方。
從認知與創傷治療的角度，我們可能會辨識出：
「都是我的錯。」
「我沒有能力。」
「我做什麼都會失敗。」
然後進一步理解，這些負向認知如何形成，又如何影響一個人現在的情緒、身體反應與行為。
但是敘事治療會再多問一步：
當一個人一再認定「都是我的錯」，他會相信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
「我是會把事情搞砸的人。」
「我是沒有能力保護別人的人。」
「我是會讓別人失望的人。」
這時候，一個反覆出現的想法，漸漸成為 identity conclusion——關於「我是誰」的結論。
這正是 re-authoring 要努力探索與解構的工作。
我不會急著告訴他：「這不是你的錯。」
有時候，當一個哀傷中的人不斷說：「都是我的錯。」
我們會很想安慰他，甚至跟他辯解：
「你不要這樣想。」
「你已經盡力了。」
「這不是你的責任。」
可是，這些話即使在道理上完全正確，對方多半也聽不進去。
若是用敘事治療的脈絡來思考，我們不會先急著把那個「錯誤的想法」拿掉。而是多聽聽看：
如果這是一個如此痛苦的自責，那麼——他是多麼希望，自己當時有足夠的能力去改變結局？
如果他如此懊悔沒有保護好那個人，那是否意味著：「保護」對他而言，是個非常重要的使命？
如果失去一個人讓他如此難以接受，那麼：這段關係究竟承載了什麼，是他直到現在仍然不願意失去的？
這就是敘事治療所說的 double listening——雙重傾聽。
我們一方面聽見痛苦的故事。另一方面，也試著聽見痛苦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有某些珍惜的東西遭到了侵犯、失落或破壞。
於是：「都是我的錯。」旁邊也許還有一句沒被說出來的話：「我多希望，當時的我，有能力把重要的人留下來。」
前一句，是罪惡感。後一句，是對關係的珍惜。
哀傷諮商真正困難的，不是「我知道這是什麼」
我們可以學習很多理論。
知道什麼是 prolonged grief disorder，知道創傷性哀傷，知道 Worden、Dual Process Model、Continuing Bonds，也知道自責可能涉及 hindsight bias、counterfactual thinking 或 inflated responsibility。
可是坐到一個真正失去重要他人的人面前時，真正的挑戰卻是：所以，我下一句要說什麼？
當他說：「都是我的錯。」
我要挑戰他的認知嗎？
我要安慰嗎？
我要探索創傷嗎？
我要問他和亡者的關係嗎？
我要進入 absent but implicit 嗎？
還是現在其實什麼都不要做，只要陪他停在這裡？
真正的專業，不只是腦袋裡知道很多問句。
而是逐漸知道：
我現在為什麼問這一句？
這個問題可能把故事帶往哪裡？
眼前這個人現在準備好走到哪裡？
這也是我接下來想在「告別與新生：哀傷歷程的敘事治療實務工作坊」裡，和大家一起做的事。
我們會從哀傷評估、個案概念化開始，進入 Double Listening、Absent but Implicit、Re-authoring、Re-membering；但重點不是再多背一套漂亮的問句，而是透過案例、現場示範、對話拆解與實際演練，去理解每一個問題背後的治療意圖。
真正進入會談室之後，我們需要的不只是：
「我知道這個理論。」
而是：「我聽見眼前這個人的故事之後，知道自己為什麼選擇這樣回應。」
如果你也常在面對喪親、重大疾病、生命末期、創傷性死亡，或其他重要關係失落時，在心裡想著：「我大概知道他怎麼了，可是……我的下一句到底該怎麼問？」
那麼，這兩天的工作坊，就是為這個「下一句」而設計的。
「告別與新生：哀傷歷程的敘事治療實務工作坊」假日班將於 2026 年 11 月 14–15 日在台南新營進行，兩天共 12 小時，小班上限 10 人；課程安排案例概念化、分組演練、講師現場示範與逐步拆解。10 月 19 日前為早鳥價 6,200 元，報名亦包含 3 小時「告別與新生：助人工作者理解哀傷的地圖」線上課程錄影檔。
課程完整內容與報名：